要不是我戴着「犹太星」,这个男人肯定不会让位给我

要不是我戴着「犹太星」,这个男人肯定不会让位给我

在地铁中,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从他的座位站了起来。

「我请您立刻坐下!」他中气十足,大声地说,左手指着他让给我的座位。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则假装什幺也没有听见。这班地铁挤满了人,就像每个早晨上班前的时刻那般。我只是许多必须站着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。当然,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「犹太星」,那幺,这个男人肯定不会让位给我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,从那天起,我们被迫这幺做。在前一晚,我依照规定将这块黄色布徽缝在大衣的左胸前。犹太福利局必须给每个犹太人四片这样的星形布徽,并且收取相关费用。

几个月以来,我都搭同一班地铁,进同一个车厢,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。我不知道他是谁,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,彼此间却发展出一种莫名的好感。我只知道他不是犹太人。我承认自己也会担心,万一他发现了我戴着的犹太星,他会有怎样的反应。那天早晨,他证明了我的忧虑是多余的。

戴上犹太星的第一天后,我再也没看见他。可能是偶然吧,又也许他也会害怕看见这些。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像这位先生这样的勇气,强迫我接受他的让座。当我小声告诉他这样违法,会受罚的是我不是他的时候,他只好屈服了。

我重複着如下或者类似的动作几百回──在四下无人的廊道脱下缝着黄星星的大衣,然后穿上没有缝上黄星星的外套。这样并非没有危险,因为若有个盖世太保特务盯上我,那幺我的命运就会像那些不幸的犹太人一样,他们在街上被盖世太保拦下来,用铅笔检查黄星星是否稳妥地缝好固定住。他们任意专断的判决,使犹太人无可避免地被送进了集中营。

我必须不断更换大衣,不只是因为犹太人从那时起除了上下班时间之外,已经不许搭乘大众交通工具;而且要是我穿上别着「犹太星」的大衣出现在杂货商理查.雍汉斯那里,他就不能再提供食品货物给我们了。而葛姆兹小姐也将不能收我们的衣服去洗,特别是她总是在週末市集帮我们向固定商家代买肉类,要是她知道我有黄星星,我就没办法继续跟她领取代购的肉品了。当然,我还是继续听音乐会、去剧场与电影院。佩戴犹太星的人是不允许去的。

换大衣这种「花招」可一点也不容易。这个招数必须找到一个地方,可以脱掉缝上黄星星的衣服,并穿上没有黄星星的替代衣物。在一幢建筑物当中被认出是犹太人,当然就不能不佩戴它出门。当然,在回到住家的路上,大衣也绝不能没有黄星星。最「尴尬」的事情往往是遇到了认识的犹太人,他们打招呼或是走上前来,却没有发现我没有戴黄星星。好几次我都这幺「失礼」,我假装没看到他们,很快地走掉,而没有回应他们的招呼。

「我拜託妳不要这幺夸张。」我的母亲苦苦哀求。「只有在不得不的时候,才能把黄星星取下来!」

我答应了她;但是没有黄星星,我的日子当然比较舒服。

就像其他的犹太人,有时候会有非常愉快的经历。我还记得,在地铁中、在街上,大多时候是在熙来攘往的城市里,有时会有不认识的人就这幺走上前来,放进一些东西在我的大衣口袋里,表面上却假装看着另一个方向。有时那是一颗苹果,有时是一块肉,总之就是犹太人不能公开取得的东西。然而「犹太星」也造成了某种带着歧视的疏离。我感到那就像是在脸上戴着一只面具。有些人带着恨意看着我;另一些人则流露出同情的目光;还有一些人看见我,眼神会马上逃开。

我还记得这种「被盯着看」的感觉有多幺难以忍受。那次是在地铁站,我们在等火车。一个女人不断地靠近我,盯着我看。最后我没法忍受,就抬头问她:

「您大概从来没见过犹太女人吧?」她马上脸红。「那幺您就好好地看一看我。我不反对您这幺做。」这个女人于是转过头去,什幺也没说。

最惨的是犹太小孩,他们六岁起便必须戴上「犹太星」。因为就算是小孩也会像大人一样施展暴力,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,非犹太小孩时常见到犹太小孩就殴打他们,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勇气教导孩子改正已经习得的歧视犹太人的观念。我不只一次打过非犹太小孩,好让犹太孩子们有机会逃脱,这样放肆的举动,对我自己而言并不是不危险,它的危险程度不亚于走在路上没有戴黄星星一样。

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,犹太教会的职员海夫特先生冲进了怀特先生的盲人工坊;他的具体职务是什幺,我已经忘了。他的神情混乱,可能人家跟他说过了什幺,而他完全无法明白。几分钟后,怀特先生唤爱丽过去。过了不久,她离开他的办公室,脸色一片苍白。她步履极其缓慢地走回自己的办公桌,环抱自己的桌灯,像在拥抱,然后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「怎幺啦,爱丽,我的天,妳倒是说些话!」我逼迫她。我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等她慢慢地回过神来,她说:「今晚会有几百个犹太人从家里被带走,送到东边去,到集中营。」我不愿意相信。

「这是真的吗?这一定又是那些奇怪的传闻吧。」我不耐烦地说。

「不是,真的不是,海夫特先生知道这件事情。犹太教会的职员必须协助运输。」

然后,怀特先生与海夫特先生出现了。

「我们被禁止说出这些事。可是我没办法再沉默了。我必须找到可以信任的人。」他绝望地继续说。他的眼睛因为过度疲惫而显得浑沌呆滞,泪水同时在眼眶里打转。「请您务必,务必不要告诉别人!」

我想知道更多。为什幺?什幺时候?谁?如何进行?海夫特先生近来紧张地四处奔忙,他的回答有些不知所云,大概是说所有将被驱逐出去的人,最近都收到了犹太教会寄出的单子,要他们详列所有产物,包括床单或地毯数量。他们必须将这张清单填妥寄回教会。

「我的天,霍恩斯坦太太。」我猛然想起她。我们惊讶于霍恩斯坦小姐竟然收到了这张单子,而我们四个都没收到。霍恩斯坦太太是个六十五岁的寡妇,她住在欧嘉阿姨家的前厅。当她给我们看这张表格的时候,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:

「我们一定也会收到吧。」大概是三个星期前的事。关于这张单子,没有人多想。

我们几个人,包括怀特先生与爱丽、巴许先生与我,大家在那天早上都没办法继续工作。我们不断猜想与讨论。我们得知的事情简直难以想像。怎幺会是劳动营呢?像霍恩斯坦太太这样六十五岁、已经不再健康的老太太,就要被送进劳动营?也许事情搞错了,应该会很快更正吧?也许这个不可想像的消息根本不是真的。

「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在八点以后出门。」怀特先生知道我爱玩,特别警告我:「要是八点以后门铃响了,一定要穿上有黄星星的大衣。」犹太人必须依照规定,在家里也要佩戴黄星星。

我一路跑回家,然后告诉母亲今天听到的事情。她一点也不信──谁会去相信呢?

八点多一点,门铃果然响了,我感到那声音霸道且令人战慄。我母亲瘫坐在那里。她不出声地跟我耳语:「我的天。」站在门口想要进来的人是谁,已经一清二楚,我于是穿起我的「犹太星」外套,然后去开门。在我面前,站着两位穿着灰绒大衣的高大男人,他们问:

「有一位克拉拉.莎拉.霍恩斯坦是不是住在这里?」我指着她的房门,然后走回母亲那里。

「是,有什幺事吗?」

霍恩斯坦太太非常小声地说,她会被带走。更多的她就不知道了。可以的话,她会尽快与她联络。其中一个男人似乎想要打破大家的幻想,迅速补充道,这个房间会被查封。被贴上封条的房间不准进入,也不准从中偷窃物件,否则将依法处罚,然后他们就把霍恩斯坦太太带出门了。

我们只听见大门砰一声关上,楼梯间传来靴子响亮的步伐,以及霍恩斯坦太太微小却急促的脚步声。然后,我们便什幺也听不见。一切复归寂静。

我母亲与我从黑暗的房间走到廊道。欧嘉阿姨整个人像被钉住一样,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她丰腴的手臂从她沉重肿胀的身躯垂下来。她的脑袋彷彿只剩下惊诧,嘴巴半开似要叫喊,却从未喊出来,她的双眼盯着我的母亲看:

「艾拉,」她终于喊出声,冲上前去拥抱她。「这里发生了什幺事?」我的母亲再次简短地跟她说我们那天早晨之后知道的事。那时候老太太不是不明白,就是不愿理解。

我受不了这一幕。「我们一定要做点事情。跟别人通知这件事,做些什幺都好!」我不断地喊。这时,门铃又响了两声。那是施洛德小姐,我们的女门房,她也看见霍恩斯坦太太被带走了。这个始终穿着围裙的矮胖女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。

「他们要对霍恩斯坦太太做什幺?刚刚这里发生了什幺事?」我们把来龙去脉告诉她。这个老女人紧抓着厨房桌子。她站在那里,低着头耸着肩,然后放声大叫:

「罪犯!谋杀者!」我们没有办法让她静下来。

第二天早晨,坊间很快开始有传言列维索街的犹太教堂里,被捕的人正等待被送出去。意思就是我们还可以送东西给他们。但是后来却又传出最悲惨的传闻──他们身上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会被没收,他们被打、也没得吃。

十月十七日,我们趁着天黑去了一趟犹太教堂。我们在街道的另一边,不敢更靠近。我们看着犹太教堂,除了几扇灯亮着的窗,我们什幺也看不见。我们俩想到自己还有工作,不禁鬆了口气,同时也感到羞耻。把我们与这些人分隔起来的,不只是眼前教会的墙壁与守卫。里面的人们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与我们分别开来。

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,从柏林到洛兹的第一批人员运送完毕。几週后,我们收到一张印好的卡片:「我过得很好。我在洛兹。寄包裹给我。」卡片上面有一组号码;这组号码应该也成为她手臂上的刺青了。

是的,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持续寄了包裹。她应该会收到麵包、乾果,以及我们省吃俭用留给她的东西。但我们却从未收到她的回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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